此文章我曾发过.但缺少中间一段,现将全文修改后帖出来.并附上个人解释.东安人就应了解唐生智!

    唐生智，（1889～1971），字孟潇，东安县芦洪市镇大枧塘村人。，还有个佛号叫做法智。他与谭延闿、赵恒惕的世故相比，具有极为明显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他可不搞什么一省自治，从来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这大概是与他的出身有关系吧？唐生智的祖父唐友耕十岁就丧了双亲，孤苦伶仃长大之后，投身湘军，从湖南巡抚骆秉章剿太平军，在金沙江畔擒获翼王石达开，以战功得擢升，最后当到广西提督，还曾得皇上恩赏穿黄马褂。唐友耕发达后一连娶了十四房姨太太，却只有一位贵州籍的姨太太生下独子唐承绪，便是唐生智的生父了。唐承绪从小娇生惯养，只是个坐享其成的纨绔子，没什么抱负和作为，后来当过赵恒惕手下的实业局长。唐生智从小受祖父培养，胆大敢为，有狭义心，怜贫恤孤。晚清办新军，各省都办了陆军小学，他入了湖南陆军小学。宣统元年（1909年）他考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辛亥年就在革命爆发前夕，他毕业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不然若在武昌赶上那场热闹，想必以他的性格，必定投入革命军作战了。革命使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停课了，唐生智不甘寂寞，邀了几个同学，一起要去上海参加革命。学生们囊中羞涩，没有路费，唐生智出主意到保定的湖广会馆去要钱。会馆不给钱，惹得小唐性起，捋胳膊卷袖子就要打人，说家乡人出钱把你们养得又白又胖，现在家乡的学生有事要用钱，你们敢不给？那要你湖广会馆何用？会馆的人见惹不起这几位小爷，只得掏钱消灾，给了他们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钱。
    唐生智与同伴在上海没找到可心意的革命工作，倒是闲逛时见到公园门口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一怒之下非进去不可，结果与把门的“红头阿三”大打出手，等人家吹响警笛才跑掉了。这事对唐生智的刺激很大，觉得上海这地方洋鬼子太欺负中国人，要革命还是回老家湖南去。他在湖南又遇上焦陈二都督被谭延闿的人杀害，更加不平，见到湖南的同盟会要人谭人凤，被谭介绍到山东烟台都督李燮和那儿，当了一个连长。唐生智初上任一点名，就发现全连一百二十人中，竟有三十多个空额，另有四十余个患花柳病的，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小唐雷厉风行地整治这支连队，一面招收新兵补足员额，一面请医生为患病的士兵治病。连队改变了面貌，可唐生智也得罪了长官，因为他把营长吃空额的事直接报告到了李燮和那里，使得营长被撤了职。而营长吃的空额团长也是有份的，团长于是以唐生智不该越级告状为由，将他排挤出来。小唐转了一大圈，“革命”无甚成果，心里实在郁闷，正好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重新开学，就回到保定继续学业去了。
    这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是蒋方震（字百里），此蒋校长可非彼蒋校长，那真正是一个军事战略专家。蒋百里有过一个著名的预言，说的就是日本终将侵略中国，一旦中日开战，中国必先吃大亏，北方和东南沿海均无险可守，只能退守平汉铁路以西，凭借湘黔边界的崇山峻岭可保西南不失，然后苦撑待变，终有翻盘赢回来的可能。这预言后来竟然完全应验。蒋百里也是在日本学的军事，当然比蒋介石要早一些，两位蒋校长的战略眼光可真是天壤之别。试想蒋介石校长若也有蒋百里校长的战略眼光，怎会在淞沪之战几乎拼光自己的老本？应该主动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全实力，再作持久战的准备嘛。孙子曰：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哈，扯远了，赶紧收回来。此处提到蒋百里校长，是因为唐生智竟敢扇了蒋校长两个大嘴巴！事情完全是个恶作剧：唐生智与同学们打赌，说自己敢打校长耳光，众人当然不信，说你真敢打，我们大家出钱请你吃饭！其实唐生智早就侦察好了，蒋校长每晚12点必到学生宿舍查铺，巡视完了，走到寝室外面的便桶前小便。唐生智那天晚上就趁蒋校长小便时，突然赤脚跑到他身边，挥手就是两记耳光，一边喊道：“某某某，你敢穿跑老子的鞋子！”然后再装作刚认出蒋校长，连忙鞠躬道歉，说实在对不起，把校长认成某某某了。蒋百里真以为唐生智是认错了人，并没怪罪他，倒是同学们对此反应不一，有人说要向校方告小唐的状。小唐赶紧自首，找到蒋校长认错，蒋百里却觉得这学生如此胆大，倒很难得。小唐见校长如此大度，更加后悔自己的荒唐，从此敬蒋百里如同父兄，而蒋百里也就特别关照他。这位蒋百里校长此后不久居然当着全校师生拔枪自杀，造成当时一大社会新闻，只因为北洋政府不愿按照他的要求拨出必要款项，认真办好保定军校，使他寒了心，觉得在中国无法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以拒外寇。万幸的是子弹穿胸而过，蒋百里命不该绝。他后来在日本女护士佐藤的精心看护下获得重生，并娶佐藤为妻。若干年后蒋百里被蒋介石任命为陆军大学校长，可惜在抗日艰难的日子里，未及赶到遵义新校址赴任，就因心脏病猝死于宜山。说起这位蒋校长，倒真该有一篇专文记述其人其事呢！话扯远了，还是回头先说唐生智。
    唐生智他们临毕业时，军校要挑选一批优秀生推荐到袁世凯的嫡系部队——模范团去。这却不对小唐的心思，因为他不想当元首的摆设，而是要重整河山，实现自己的大志。他琢磨着要想出一个办法躲过这个“美差”。他听说模范团要的人不光要军事成绩优秀，还得操行分数高才行，就在这上头打主意，故意找一个同学寻衅吵架。结果闹到队长那里去，唐生智又捎带将队长骂了一顿。这一来，不但模范团没他份了，连北洋六镇（袁世凯的六个嫡系师）全都去不了了。唐生智就这样如愿以偿地回了湖南老家。

到赵恒惕在湖南搞“速成制宪”的时候，唐生智已经在湘军里当到了团长。唐生智此时是真心拥护省宪的，尽力为赵恒惕维持选举秩序，所以也特别得赵恒惕的赏识，到1920年谭延闿、赵恒惕之间的战争爆发时，唐生智已经提升为旅长了。谭延闿派人来作他的工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打动他。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看法：孙中山三民主义虽好，但孙只知联合此军阀打击彼军阀，虽有时略能得逞，但自己手中无一兵一卒，到头来还不是被人所卖。他觉得还是追随赵恒惕搞联省自治，对中国更有长远的好处一些。与此同时，赵恒惕也派人来说服他，要坚决地站在自己一边。来人很会说话，故意以反话激他，说唐生智你应该助谭倒赵。因为你助谭成功，论功行赏时可稳获第八。唐生智听完问，我要是助赵驱谭，成了功的话，论功第几呢？那人说，除了赵恒惕的亲信叶开鑫，你得算第二，可你们打不过谭延闿啊！唐生智一瞪眼，你怎么知道我们打不赢？打跑了谭延闿，我的功劳肯定第一！湘军中的保定军校生都是我的故旧，现在起码都做到了营团一级，我一声喊，谁不听我的？于是唐生智真的挺身而出，站到了“护宪军”一边，并且屡胜谭延闿的“北伐讨贼军”，当谭回师广东打陈炯明，救孙中山的驾时，唐生智一直追击到了湘南边界才止步。

（此后谭延闿2军作为客军食于广东直到北伐开打后才出广东.同为客军的另一支湖南部队是程潜的第6军.）
（民国时有黄埔，保定，西南讲武，东北讲武等军校。而唐就是报定系一领袖人物）

    唐生智的老家东安县属于现在的永州市管辖，这里旧称零陵，本来就地处湘南。此时他占领了自己的桑梓之地，便认真地经营起来了。我写赵恒惕那一段时说过，谭赵之战后，正赶上湖南连续两年大灾，大批灾民流离失所，赵恒惕反为了重新扩充军队，不努力救灾，以掺糠的薄粥应付灾民。可在唐生智管辖下的湘南却不是这番景象。他搞起了“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筑公路干线，发放工资使灾民得以安全渡灾，使救灾和改善交通两全其美，得到湘南人民的交口称赞。他又严格地整顿所属军队，拿出当时在山东整吃空额的营长的劲头，把一支湘军第四师弄得像模像样。因为湘南有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少见的有色金属富集矿水口山铅锌矿，所以唐生智不愁军饷来源，很快他的第四师就成了湘军中实力最强的部队，有三万多人枪。

    唐生智势力大了，思想上却有了新的苦闷：他觉得这样拥兵自重当一方的土皇帝，并不是自己从军的初衷，他还要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才能心安。此时南方的孙中山对于如何实现北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有了新的思考，他改变了依靠军阀打军阀的老路子，在中共的参与下，于1924年召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建立黄埔军校，开始培养自己的革命武力。这些事情都不断地传到紧邻广东的唐生智部队中来，使唐生智既感到新奇，也觉得有一股很强的吸引力。唐生智将一些人才及自己的亲弟弟唐生明送到广州去入了黄埔军校，目的就是为了能进一步得到来自于孙中山阵营的信息。

另一方面唐生智结识了一位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字子同，法号净缘，俗称顾和尚），已经接受了佛家的教义，认为佛学所谓“众生解脱我解脱”乃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甚至共产党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是一回事，于是宣称“党化佛化二位一体，唯心唯物两极相通”，以为从此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精神支柱。有意思的是，老唐竟然推己及人，在顾和尚的协助下，动员了一大批自己的部属皈依佛门，甚至让手下的所有士兵都佩戴上“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佛章，连阅兵时都吹响法螺，口呼佛号，使他的湘军第四师成了有名的“佛军”，其实赵恒惕也是笃信佛教的，而且他信佛的资格比唐生智要老得多，那还是在谭延闿督湘时，因宣布湖南独立得罪了袁世凯，被捉到北京问罪时就皈依佛祖的。但不管唐生智是不是与自己有同样的信仰，赵恒惕此时对他疑忌是越来越强了。原因就一个：唐生智的部队太强了，强到其他湘军三个师加起来，都抵不上他的第四师。当然唐生智也越来越不听赵恒惕的指挥，他对老赵的所作所为难以容忍，已经有了取赵自代的想法。赵唐之间还有过一次“斗佛法”的趣事：先是唐生智由顾和尚主持，在湘军第四师举办了一个盛大的“金光明法会”，接着赵恒惕看着眼红，找来一位“白喇嘛”，在自己兼任师长的湘军第二师也举办了一场“金光明法会”，意图巩固军心，压住唐军咄咄逼人的气势。

    唐赵终于摊牌了，时在孙中山逝世后的1926年春季。唐部从衡阳出发，向长沙逼近，赵恒惕知道无法与唐生智抗衡，仓皇逃离长沙。唐生智占领了省会长沙，但一时尚未决定是否应该站在广州的北伐阵营一边。他的恩师蒋百里校长时任吴佩孚的参谋长，还代表吴佩孚来与他接洽过，希望他投向北京政府一方。广州方面也派来了代表，是赫赫有名的桂系主将白崇禧。白崇禧告诉唐生智，广州政府北伐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另外白为了打消老唐的顾虑，承诺北伐军谭延闿的第二军和程潜的第六军，都将取道江西北上，保证不进入湖南境内。因为唐生智以前多次与谭、程交过手，心中芥蒂自是难免。唐生智终于下了决心，礼送恩师蒋百里离湘，正式宣布站到广州国民政府一边。

(北伐还未正式开始前.唐生智被吴佩孚击败,所部逐渐退入湘南.桂系考虑到自身原因.极积极的动员了这次北伐战争.同时唐也派出刘文岛作为全权代表去广州.
讲几个刘文岛的小插曲吧.个人觉得他还是挺有趣的.当时开会不想现在这么正式.有趴在桌子上说话的.也有躺在桌子上说话的.而刘文岛每次开会则是"胡言乱语"搞的他人哭笑不得,.在武汉唐的一次阅兵中,唐一身军戎装座在高台上.刘文岛则训斥大家服从唐生智要像服从爸爸一样..)

    吴佩孚击退了冯玉祥的国民军，转而要解决不识相的湖南犟驴子唐生智了。他收买了赵恒惕的旧部叶开鑫与唐生智开了战。唐生智向广州紧急求援，叶挺的独立团开入湖南，于是北伐就此拉开了序幕。唐生智部被编入北伐军序列，为第八军，老唐宣布废除了赵恒惕的《湖南省宪法》，自任湖南省临时省政府的省主席。北伐一旦正式开打，老唐当然就已经无暇顾及湖南的行政治理，他成了北伐军的前敌总指挥，很快打败了叶开鑫部，占领了湖南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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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智的第八军虽加入北伐的资历最浅，但与号称“铁军”的张发奎第四军并肩作战，由湖南而湖北，直至拿下华中重镇武汉，使这里成了国民政府新的革命根据地。可这之后发生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老蒋把首先攻下南京但不属于他的嫡系的程潜第六军，收拾了个干干净净。唐生智的第八军，经两湖的血战后已经扩充成了三个军，为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再加上些投降的北洋旧军.及依附的地方杂牌共计十余万人，但最主要的是他获得了吴佩浮的家底。这也是他控制武汉政府。和日后反蒋的本钱。但很快老唐的部队中也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分裂：他的老部下夏斗寅、何键，在后方发动了针对中共的政变。唐生智此时是同情中共的，他说：“国父的三民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最后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造成世界大同。反共产就是反革命。”他本是个对各种主义不甚了了的人，只有一份救民于水火的狭义心肠，这些似是而非的说词倒也一时制止了部队中因分裂造成的思想混乱，暂时维持住了北伐的士气。他的部队已经打到了河南，因后方的分裂而军粮不继，老唐这时想到的居然还是要找负责农运的毛润之先生，发急电请毛为他组织运送军粮，而毛润之先生也真的马上通知各地农民协会，从岳阳起运了一批前方急需的粮食，救了唐生智的燃眉之急。唐生智回师武汉后，周围的部下大多是主张分共的，他觉得越来越闹不清楚了。唐生智原来就不懂国共两党到底有什么区别，只是认为自己北伐在前方浴血奋战，毛润之他们全力以赴支前，实在很够朋友，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事令亲者痛仇者快，可不但是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国民政府的中央要人要分共，连他手下的何键之流也抗命不遵了。老唐不得已，同意了汪精卫的分共方针，将一大批中共人物礼送出境，其中有黄克诚、陶铸、陈赓、罗瑞卿等，还派人送了两根金条给毛润之本人，让他赶快回湖南去。

（那时土豪劣绅很斗的很厉害，何健老爸也不例外。被抓着上街游行了。这使得何恼羞成怒。命令手下一个团长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

    武汉政府分共之后，唐生智仍坚持反蒋立场，发动东征要消灭蒋介石自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迫于压力，在上海通电下野。随后谭延闿赴南京，实现宁汉合流。唐生智所部进占安徽，却陷入了北伐军自己阵营中不同派系的相互猜忌与吞并之中。其实那时唐生智是有可能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的：中共代表李达来找过他，动员他参加即将举行的南昌起义，并希望他当起义军的总司令。可唐生智犹豫之后拒绝了，他毕竟还没到服膺共产主义的地步。之后蒋介石，谭延闿、程潜，李宗仁联合起来，发动了倒唐之战，幸亏朱培德保持中立，网开一面放唐生智撤回了武汉。此时蒋介石又来争取唐生智与自己捐弃前嫌共同对抗桂系，老唐不愿与蒋同流合污，宣布下野，亡命日本去了。他的部队大部被桂系收编，成了李宗仁、白崇禧对抗蒋介石的资本。

    唐生智1928年由日本回到上海，伺机东山再起。他虽然恨蒋介石，但更急欲报桂系挖他墙脚的一箭之仇，所以明知老蒋不可能真成朋友，此时也要暂时加以利用。唐的湘军旧部跟着白崇禧驻扎在平津一带，已有思归故乡的强烈愿望，老蒋于是答应向唐生智提供大量金钱，用来收买湘军旧部官兵。老蒋还答应唐，一旦瓦解了桂系，让他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身携一百五十万元巨款，北上天津、唐山，而被白崇禧带到北方的部队也帖出大字报。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云云，白崇禧见部下人心浮动，躲到北平，十几天寝食难安，不断与各方电报往返，打探消息。白崇禧原计划挥师南下攻取南京，彻底解决掉老蒋，建立桂系的一统天下，可此时他已指挥不动唐生智的旧部，撑了一段时间后灰溜溜地只身从塘沽乘日本轮船去了香港，转道回到广西。事情真巧，白崇禧乘坐离开塘沽的日轮，竟正是唐生智乘坐前来的同一条船。他俩一个走，一个来，擦肩而过，却未碰面。

    唐生智抵达唐山，以“打倒桂系，返回湖南”为口号，撒出大把银子，一举收回旧部，就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可这支湘军却并没能够顺利地返回故乡，因为不久之后“蒋、冯，战争”就开始了。第五路军被调到河南，与冯玉祥的军队作战。唐军先挫后胜，将冯军全部赶回了陕西。但唐生智毕竟不会长久安于臣服老蒋，1929年他与石友三联合共同反蒋了。可事到临头，起兵日期都已确定，唐生智却非要顾和尚再帮他掐指算一算。这一算不要紧，顾和尚说时辰选得不好，必须另择吉日。唐生智对顾和尚一贯是言听计从，这次也不例外，硬是将起兵日期向后拖了几天，这一拖便形势大变，出兵时遇上了大风雪，部队运动极为困难，只好以一路纵队盲目冲锋，死伤极众。之后是阎锡山变卦，不承认曾加入反蒋联盟，接着在湖南的唐生智老部下何键，也否认了自己曾答应老长官反蒋，使局势瞬间逆转。但唐生智仍准备进攻武汉，不甘心轻易认输。在老蒋的策动下，原来站在唐生智一边的阎锡山反成了“讨逆军”总司令，率各路人马围攻上来。加上老蒋的嫡系军力，唐生智立刻吃不住劲了。最后一击来自于杨虎城部，杨部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是来向唐生智报仇的。杨虎城夺取了唐军的后勤供应站驻马店，使唐军面临总崩溃的局面。唐生智竟还要请顾和尚测字卜吉凶，他写了一个“道”字，顾和尚大惊，说此字从首从走，必主首领出走。老唐这才认输，决定只身潜逃，将部队交给阎锡山改编。老唐只得逃到国外，在新加坡住了不少日子。他从此永远离开了自己经营的部队。

    1936年，唐生智参加过“两广事变”，与陈济棠一起，第三次反蒋，事平后去南京任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授一级陆军上将衔。

抗战暴发后，上海失守，日军进逼首都南京，

蒋介石心里早已内定要唐生智来守南京。老蒋一生用兵有一个原则：他认为胜算大的仗，一定要由他的心腹嫡系来打；而明知不可为之事，就让那些与他有罅隙的人去承担，可谓分得一清二楚。他反复在唐生智面前讲，你们都不来守南京，我就自己来守！唐生智那脾气经不住激，终于说出：“你怎么能留下？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这当然正是老蒋需要的回答，这个烂斗笠于是扣在了唐生智的头上。

12月初，日军兵临城下。是月7日，唐宣布南京为交战区。9日，严正拒绝日军《投降劝告书》，命令开炮作为回答。11日晚，蒋连发两电令“相机撤退”。12日，唐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大部突围，一部过江”。

其实他此时身患慢性痢疾，是勉力为之的。最后撤退时唐因劳累等原因。使痢疾加重无法行走。最后部下找了辆拉粪的牛车推着他走的。
关于这次保卫战个人点评，请看http://www.52da.com/bbs/thread-15986-13-1.html

[ 本帖最后由 唐生智 于 2008-2-3 10:51 编辑 ]

民国27年1月下旬，唐向蒋介石呈送《南京战役概要》，自请处分。蒋“没有置议”。2月，唐避居湖南东安。12月，其父逝世。服丧期间，唐筹办子弟班和芦洪市工艺学校。翌年1月，汪精卫派叶蓬来游说，企图拉唐一道“主和”，遭唐痛斥。2月，奉蒋介石令飞抵昆明，说服龙云弃汪助蒋抗日。是年夏兼任军事委员会运输总监，不久辞职。

11月，他变卖在青岛、长沙、永州、东安等地房屋田产，创办耀祥书院。唐默认并保护中共人士在书院（后改名耀祥中学）的活动。而顾和尚也随行到此，与之相守。唐生智的慢性痢疾之症长久不愈，多方延医问药，不但不见效，而且产生抗药性变得更加厉害。后来却是顾和尚以剧毒草药“鸭舌子”为他治好的，也算是没负老唐对他的一片“痴心”。

后来在法币贬值时，湘南几县只用唐发行的“票子”，可见他在当地还是有相当势力的。当地还留有两营军队受他节制，而粮饷由省政府提供。这些是那个时代过来的长辈口传的，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

民国30年至32年，唐或住东安，或驻重庆，蒋介石均派有宪兵名为保护，实为监视。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坚持反共。民国35年冬，蒋任命唐为西北行政长官，唐未就，仍回东安办学。乡居期间，他唯求“多读历史，多读读书”，并“考虑今后如何为人民为国家做一点事”。翌年3月，拒绝出席“国大”，表示“不愿入鸟兽之群，听其反共鼓噪”。10月，其弟唐生明奉蒋之命回乡邀唐生智去南京。唐在途经长沙肘，发表一系列反战演说。20日，在上海秘密会见中共上海市工委负责人吴成方。25-29日，谒见蒋介石，拒绝出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

抗战胜利后，唐生智不愿当国大代表，发出湖南人应团结自救的呼吁，并担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团结湖南地方势力，争取湖南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1949年程潜、陈明仁在湖南已有“异动”迹象，白崇禧部退守湖南，知道唐生智倾向中共，要密捕他，老唐留下弟弟唐生明与程潜、陈明仁共商起义事，自己抽身回东安联络道县、零陵等地的地方部队，袭扰湘桂线，阻截白崇禧的归路。。可长沙程潜宣布起义后，湘南仍在白崇禧的控制下，唐生智在东安反而再次遇险：他的老部下李品仙代表李宗仁、白崇禧来动员他南下广州，遭老唐拒绝。白崇禧明白老唐是打定主意要投共了，于是派重兵前来搜捕。唐生智是在乡亲的掩护下，藏在柴堆里躲过去的。唐生智本人躲过去了，他的妻子和六个儿女却被抓到桂林作了人质。后来还是李品仙顾念旧情，才将他们转送香港，而顾和尚也随行护送到港，他们到1951年才回到大陆与老唐团聚。

后来唐领衔发表湖南各界人士104人的发表通电，并呼吁西南、西北迅即采取一致行动。8月，长沙和平解放。唐担任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

全国解放后，唐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和第二、三届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和第二、三届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及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1961年11月，唐患直肠癌住院。12月，陈毅前来看望，说：“孟潇先生，你够朋友，国民党一级上将，只有你没和我们红军、解放军打过仗。”1968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数次派人到湖南，对唐软硬兼施，逼他揭发贺龙是所谓“敌嫌特嫌”，遭到唐的坚决抵制。他们见唐不肯就范，便恼羞成怒，其中一人从腰间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摔，歇斯底里吼叫：“你讲不讲，不讲，我毙了你!”唐一听“毙了你”三字，顿时火冒三丈，撩开衣服，拍着胸膛，走到那人面前说：“小子!你冲着这里来吧!老子南征北战，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几时怕过死!”他双目怒视，正气凛然，把那几个吼叫的人，压得低下了头，快快地退了出去。但唐身心因此遭到严重推残。

文革开始之后，为了打倒刘少奇，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里面暗中设立了刘少奇的专案，因为刘毕竟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和国家主席，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公开的成立他的专案，在国内外都说不过去。王光美的专案组的灵魂人物就是江青。当时专门调查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之前上庐山的事情，按照江青等人既定的意思是把刘少奇上庐山说成逃跑主义。因为要取证，第一时间找了唐生智，以后还找了其他很多人，当一九七九年中央纪委开始重新审核刘少奇事件时，但在这次取证时完全没有做过伪证的只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唐生智，第二个是罗章龙，第三个就是聂荣臻。

唐生智那时已经患病，但是，他知道刘少奇的冤枉的，也知道专案组找他的目的，于是，他就开始胡编乱造，前后互相抵触，以致于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连专案组都不再采用他的材料，唐生智就用这种办法糊弄了专案组成员，没有在刘少奇事件上留下任何可耻的痕迹。作为一个旧军阀的唐生智在关键时刻是让一些号称是马列主义者的人汗颜的。

1971年4月6日，因旧病复发，唐生智于长沙逝世。终年82岁。

（个人认为是打过仗的。只不过是间接打了而已。南昌暴动唐曾派出三团镇压。秋收起义也是以夺取长沙推翻唐政府为目的的。）

[ 本帖最后由 唐生智 于 2008-2-3 22:33 编辑 ]

解放后，许多朋友劝我写写过去的东西。但许多事情，事过境迁，有些具体情节已记不清楚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和问题，多想一想或者有朋友提起，还是能记起来的。我愿意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将过去所知道的事情，提供出来。因此，我概括地回忆了几件事，写成这一篇文章，供搞历史资料的同志们参考，并请指教。



1931年，在广东成立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我都参加了。我任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有3人，即陈济棠、李宗仁和我。我搞的事情是将湖南在江西和在湖南的队伍拉过来为反蒋做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作，在举国民众一致要求收复东北失地、团结抗日的形势下，我们就回到了南京。蒋介石那时在奉化，派俞飞鹏到上海跟我说，希望我先回到军事参议院，以后再到训练总监部。我说：“只要举国团结抗日，我任何事情都可以做。”俞说：“但愿举国团结，恐怕有许多人不是真心抗日的。”我说：“只要执政负责的人有诚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谁敢背叛祖国遗臭万年?” 　　从1930年到1936年，蒋介石的全部精力完全放在反共、剿共上。对于反共、剿共，蒋介石对我是有戒心的，不愿我参加，不跟我谈起这些事，我也不愿参加。国共分家以后，国民党右派始终对我是怀疑的(李宗仁、白崇禧、胡宗铎统治湖北时，在汉口公园中还立过一块碑，说唐某人是“赤化分子”，后来听朋友说，好像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才毁掉的。汉口许多人都看见过这个碑，但我并未去看，只是听说)。我当时对共产党是不了解的。回溯国共合作在湖南办农民协会时，我认为共产党的理想是很好的，对于打倒地主、土豪、劣绅十分之九都是对的。1927年国共分家以后，我跟共产党的联系中断，对于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都不了解。对于蒋介石反共、剿共我是很不赞成的，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因此，在以后几年中，关于庐山军训、江西剿共会议，蒋既未邀我参加，我也极力避免参加。 　　以后，我又兼军事委员会第一厅的主任，并担任训练总监部总监。何梅协定以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更高，蒋介石对日本还是极力求和，不主张抗日。但又怕万一日本条件太苛刻而不能接受时，又不能不作打的准备。因此，在军事委员会下设执行部，专门筹划抗日准备工作。蒋并要我担任执行部主任。 　　大约记得是1932年秋天，有一次蒋介石找我谈话，问我关于局势的看法。我说：“仗肯定是会打起来的，因为日本人已经决心要侵占中国，田中奏折说得很露骨。最近的行动也很露骨：鲸吞东北，蚕食华北。日本军部最近得势，我认为现在情况是很严重的，应该‘国团结，长期抗日，拖死日本人’。从长期抗日来着想，西北、西南两个地区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处于我国内地，同时物产也很丰富。特别是四川，是个很好的地方，应该及早着手经营作为长期抗日的基地。只不过四川的地方部队很复杂，应该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蒋听了我的话，立刻连声说：“你的看法很对，很对。”从他的口气中，我知他早已图谋略取四川了。因而，蒋对四川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派了许多人以及军官到四川去。当时如张群、杨永泰等人都到四川为蒋做过许多工作。上海战事危急时，蒋便将刘湘的部队从四川抽调出来到江西、湖北附近，以便在四川建立和巩固他自己的统治地位。最后，刘湘终于被蒋介石的特务医生用毒药针毒死在汉口。 　　西安事变前后(1935年)，我患重病，不能起床，以后转成胃病，一直拖到1940年在重庆时才完全恢复。 　　上海战事开始时，我担任军委会执行部主任，那时虽然身体不好，还是经常参加军事会议和调动军队的工作。我当时在会议上对抗日战争的主张是：“抗日持久，一个人拼他三个，掩死日本人，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平常，我对蒋百里及一些朋友也常谈起抗日的问题，并和蒋百里讨论过抗日的办法。他去重庆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时，还在冷水滩下车，在我家里住过两天。对于上海、南京战事的计划，我同他也谈过，他提了些意见。执行部起草后，由蒋核定：以上海、杭州湾为第一线，昆山、无锡、苏州、杭州一带为第二线，江阴、镇江为第三线，南京、京杭公路为第四线。同时，“各线部队应该预先有准备，假如上海的部队打了一个时期要撤退时，则第一线上海、杭州湾的部队撤到浙江以西、皖南一带，整理补充，并在那里准备阵地。以后各线则陆续往后方调动，以作长期抗日、拖死日本人的准备”。当时，执行部是按照我的意见构筑各线工事的。蒋介石对我的意见，口头上表示同意、结果，他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直接与各部队通电话下达命令，很快将各线的部队调走了。以致执行部修筑的工事和军事计划，都没有付诸实行。蒋介石是专打无准备的仗的，连有准备的仗都作无准备的打。事后，以至错在哪里?对在哪里?不但不知道，就是知道．也是“文过饰非”，从不承认自己错误的。 　　我在军委会执行部时，也参与过调动部队的工作(主要是调动杂牌队伍，嫡系部队是由蒋自己亲自掌握的)。我看出蒋在调动作战部队时，总将一些非嫡系的部队调到最前线去，而他的嫡系部队总是留在后面，以保存实力。作战后，嫡系部队可以随时补充，异己部队就没补充，甚至番号存在，换了他自己所谓“亲信的人”。上海部队撤退后，蒋即把胡宗南的部队全部调到西安去了。八·一三上海抗战时，蒋调了许多杂牌部队到上海，实际上是“借刀杀人”，借日本人之手，消灭一些异己部队，如湘军中罗霖的那一师，牺牲过半，结果受了处分，军队也被归并了。 　　当时，蒋介石要我让德国顾问法根浩森(一个上将)多参加执行部的工作。我对蒋说：“法根浩森在日本当过武官，而德、意、日三国是一起的，这样搞恐怕不好吧?”蒋说：“法根浩森是个旧军官，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信任他。”但我始终对法根浩森抱着怀疑的态度。以后，他好象是从日本转道回国去了，还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德国某部队的总司令(好象是驻在挪威)。 　　执行部拟定作战区域时，从海州至舟山群岛为第三作战区，当时蒋介石内定我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我患重病，上海战争刚开始时，蒋有一次问我身体怎样。我说精神还是不好。他说第三战区的事要冯玉祥搞，实际的责任由顾墨三去担负。我说：“好吧，我没意见。”他说：“关于军队调动有许多事，还是请你照料一下。”以后，我有一次在军委会碰到冯玉祥，他正准备到无锡去。他对我说：“这个事不好办。”我说：“这个事是费劲的。”以后．听说他住在无锡一个岩洞里指挥部队，但因下面的军队对他不买帐，什么事情也问不到。不久，蒋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代理。可见，凡属一些军政实权，实际上都是蒋介石亲自掌握，不是他所谓亲信的人，是没有实权的，只是挂名而已。 　　上海战事非常紧张时，部队接连溃败。我在陵园蒋介石的办公室，时常看见蒋在打电话到上海骂人。那时，如顾祝同、陈诚、薛岳、白崇禧、张治中等所有在上海守卫失利的人，都被骂过。蒋介石是最爱发虚火的，但他对我、程颂云、朱培德、阎锡山等，还是比较客气的，采取敷衍的态度。 　　上海战事开始后不久，蒋介石最注意的是四川的事情，当然，对于中共在延安的情况更加注意，对湖南的事也是注意的。有一次，他找我谈话。他说：“何键在湖南搞得不好，在抗战时期恐怕他不能胜任。

我想将他调到中央来，湖南的省主席想从陈果夫或张文白(文白在上海大场失守后不久，调回南京任军委会的管理部长，我记不清他曾否接事)两人中选一人。你看哪一位好?”那时我本想不置可否，但是我向来厌恶CC的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因此，我说了一句：“抗战时期，文白是军人嘛，去湖南可能好一些。”过了一两天，蒋又要钱大钧来找我去(钱当时是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蒋说想把何键调内政部，湖南要张文白去，并问我对省政府委员有什么人推荐没有?我当时说没有。 　　刘湘到南京时，曾见过蒋介石等许多人，也来看过我，我也回看了他。刘问过我关于上海、南京战事的看法。我说：“上海的战事是不能长久打下去的，只有拖住敌人一个时候，并利用这个时机，在后方休整部队，作好长期抗日的准备工作。至于南京的问题，的确不大好办，守是要守的，就是没有完整的部队来守。不过，依我的看法，可以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率领几个师来守卫南京，以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以拖住敌人。”刘说：“听蒋说，准备要你守南京。”我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要我守，我只好拼老命。”他说：“你看能守多久?”我说：“天晓得。”刘在临走时，对我说：“我这次所见到的人，只有你对我讲了真心话。” 　　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山陵园的住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并问大家说：“守不守?”他自己又说：“南京一定要守。”我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他说：“哪一个守呢?”当时，没有一个人作声。他说：“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我说：“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一个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守都可以。”蒋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蒋又说：“再商量吧！”第二天，蒋又找我去。他说：“我们出去看一看。”到了复廓一带，主要是看桂永清所指挥的教导总队的阵地。他说：“这个地势，应该有办法。”我说：“现在从上海撤下的部队伤亡很大，新兵多，没有几个老兵，任务是艰巨的。”我回家以后，就要参谋处赶快拟一个城防计划准备次日亲自送给蒋看；并推荐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因为罗为陈诚的副手，我考虑到将来陈的队伍退到皖南时，他们还可以相互呼应(谁知陈诚的部队在上海撤退时，就一气退过了宣德，而敌人也跟着到了宣德，另一支直趋芜湖了)。 　　下午，蒋又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么样?”我说：“我只能做到8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我自从九·一八回到南京以后，始终是主张抗日的。伺时，担任的工作也是筹划抗日的工作。上海战事开始时，我又兼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我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吗?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我的军，我只有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后有人说我办蠢事。我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办的。在当时情况下，我虽身患重病，还不得不担任守南京的任务。 　　蒋介石在撤离南京的前夕，和宋美龄到我家里来。蒋对我说：“孟潇兄，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我说：“这是军人应该干的事嘛！我还是要重复前天对你说的话，我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伯；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蒋、宋走了以后，好几个高级幕僚都围着我来谈话。我记得有一个陆军大学的老同学欧阳起莘(湘乡人)对我开玩笑说：“你真是个湖南骡子。”我说：“骡子也是人所需要的”，于是一笑而散。以后关于南京战役的经过，有些详细情节，我也记不清楚了。当时有许多参加南京战役的军、师长，大概他们总会写一些资料的。 　　当时，上海南京战略的整个布局都被蒋打乱了，这些部队除了邓龙光、叶肇、宋希濂、王耀武及张镇的两团宪兵以外，都是阳奉阴违的；有的是更不象话，简直是没有人格。此外，局势也很紧迫，没有充足的时间布置，民众工作和军队工作都没有基础。我认为守南京主要的目的还是多争取一些时间，使撤下来的部队得到休整和准备，而不单纯从南京是首都或中山陵园所在地来考虑。上海战争一开始，蒋介石不惜调动大量部队在上海拼，我是不赞成的。明明是蒋介石借刀杀人，消灭杂牌部队。蒋曾说过“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我对这句话很有反感。事后回溯，他是希望德国出来缓和局面的。 　　大约是12月10日中午，我接到顾祝同打来的电话，他转来蒋介石关于撤退的命令：要我渡江向津浦路撤退，军队相机突围。接到电话时是中午12时，顾祝同对我说：“委员长已下令要南京守军撤退，你赶快到浦口来，我现在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我说：“前线如此紧急，被突破的地方很多，如何撤退?”顾说：“你今晚务必撤退过江。”我说：“有许多事情应该与各部队长交待清楚，才能撤退。不然，以后责任，由谁来负?”他说：“你留个参谋长交待一下就行了，今晚赶快过江吧!”我说：“那不行，至迟也要到明晚才能撤退。我不能只顾一人的死活，不顾军队。”他说：“敌人已到六合，情况非常紧急。”我仍说：“今晚要我过江是不行的。”于是，就在当晚研究退却命令及撤退的布署。次日一早，就召集总司令、军、师长开会，我先将蒋的命令宣读一遍，再将撤退布署每人发—张(用油印好的)。对于各部队的撤退时间、先后、路线都有详细规定。但以后有些部队特别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根本没有照办。当时广东的两个师(邓龙光和叶肇所部)都按计划突围撤退了。其他部队，除了宋希濂部遵照命令由浦口撤退以外，都没有按照命令实行，首先是徐源泉部，其余都是蒋的嫡系部队(如桂永清、俞济时、孙元良、王敬久等)。　 　　我回到汉口，见到了蒋介石，送了一份南京战役概要。我说：“一切责任都是我的，请处分。”但以后，蒋也没有置议。我在这一段期间内，养了很久的病。 　　在汉口时，有一次，汪精卫邀我在他家里吃饭，还有张发奎在座。汪当时的调子很低，他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另想办法子。”我说：“已经死了这许多人，这些人都是为抗日而死的。我们何以对祖先?何以对死者?”汪即说：“在上海、南京牺牲的人不少了。”我说：“但他们都是为不愿作亡国奴而牺牲的。中国是不会亡的，抗战一定要坚持到底。除了抗战到底以外，别无出路。”这样，话也就谈不下去了，终于不欢而散。从这次谈话中，我更认识到汪的为人：有点小聪明，但骨头太软了，什么气节都不讲。 　　不久，因我的父亲病重，我乃回到东安原籍。

1938年大约是春天，蒋介石到长沙来，住在容园。他打长途电话到东安，约我到长沙见面。我到容园跟他谈了不到半点钟的话。冯玉祥也被他约好从广西来，我们共吃午饭。冯未到以前，蒋问我：“你看今后怎么办?”我说：“除了抗战到底以外，别无出路。”我并说：“你要注意，我在汉口时，汪精卫曾经说过：仗不能再打下去了。他是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的，他后面还有一部分人。这个烂污一拆，那就不知道怎么个垮法了。”约半小时后，冯玉祥到了，冯当时谈起广西的情况，说他们民团办得很好，政治教育也还不错。**口说：“他们只会做表面工夫，我就住在与广西交界的地方，我所知道他们的黑暗面却不少。”大家笑笑就没有谈广西问题了。蒋要我同他一路取道汉口去重庆。我说：“如果需要我，再打电报来．我的父亲现在病很重，需要我回去照料。”我还带笑地说：“湖南骡子始终是愿做骡子的，决不偷懒。”冯就问怎么一回事。我说：“许多人都叫湖南人做‘骡子’，我也不清楚这句话的来历。”在长沙住了两天，又回到东安去了。在东安办了一个耀祥书院，研究佛学、哲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以及古典文学。以后，又办了一个耀祥中学，高、初中都有。 　　我记不起什么时候，汪精卫就经昆明坐飞机到河内，并派陈公博拿了汪的亲笔信，去劝说龙云附和他的卖国勾当。蒋急电我到重庆，并告诉我：“汪精卫在拉拢人，恐怕龙云动摇，你与龙云有交情，可去了解一下情况，将龙云拉过来。”我飞到昆明与龙云详细谈过。龙当时对我表示很好，未为汪所动，我乃回重庆不久，又回到东安。龙为表明心迹，自将汪的原函送交给蒋。 　　有些人以为蒋介石、汪精卫对我谈过陶德曼的事，也有些书上写过，说我参加过关于陶德曼召开的会。实际上，我并没有参加(如冯玉祥所写的自传中，我记得他写我参加了关于陶德曼的会议和参加了徐州会议。事实上，这两次会议我都没有参加。我与冯玉祥共同参加过1927年的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谭延闿、于右任，好象还有汪精卫等人。详细情形留待写北伐回忆时再写)。蒋、汪也从未对我讲过这件事。虽然听说过这件事，但我认为是欺骗人民的、肮脏的事，也是根本不能实现的事，因而没有去过问它，也未对任何人讲起这件事。 　　1939年，蒋要我做军事委员会运输总监。这个时期，我并未管事，实际负责的是浙江钱慕霖副监。不久，我也辞去这职务。 　　到重庆时，我每周或每两周以军事委员的身份参加一次军事汇报和吃一顿晚饭。我除了寒暄几句以外，很少谈其他事。我曾见过蒋的军事地图，上面用蓝色表示他自己的部队，红色表示日本人的，绛色表示共产党的。在会议上有时研究到美国军用物资供应问题时，蒋介石首先将大部分的物资分给他自己的嫡系部队胡宗南，因为龙云住在昆明，所以也得到一点点。当时，史迪威建议分一些给八路军，蒋不答应。以后，蒋多方设法，向美国反映，将史迪威调回去了。 　　我住在东安原籍时，蒋介石派了一班宪兵，名为保护，实际上是监视我的。在重庆时，也有卫戍司令部的一班兵专住在红岩嘴我的寓所。此外，还派了个宪兵出身的人，当我的副官。当时八路军的办事处就在红岩嘴对面的山上，只隔一条马路。我的副官告诉我：“化龙桥至红岩嘴这一带，便衣特务到处密布，有拖人力车的，抬滑杆的，穿便衣的……你千万要小心。”在重庆时，有些四川朋友喊我做“红灯”或“唐疯子”。我题我住的地方叫“红岩小筑”，自称“重庆雀子”。因为没有蒋的许可，是不能随便到哪里去的。 　　我两次反蒋失败后，蒋始终对我有戒心，怕我与共产党联系，怕我与杂牌部队联系，怕我在地方搞部队。我也对蒋有戒备，因为这个人是不择手段的，因而怕作太露骨的主张，恐怕他暗害。如邓演达、胡汉民等人的事，是随时可以发生的。 　　在重庆时，蒋介石自兼航空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代蒋执行职务。钱大钧为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我记不清楚，不知是为什么事，蒋、宋发生意见。蒋迁怒于钱，将钱痛骂一顿，押在军法执行总监部，派我为审判长，陈调元、何雪竹为审判官(何当时任军法执行总监)。审判以后，得知钱是奉宋子文的命令行事的。应该说，对钱顶多不过是申诫了事。而蒋找我说，对钱应该从严惩办。我再三向蒋委婉劝说，蒋最后叫惩诫委员会申诫了事。抗战胜利后，宋美龄推荐钱为上海市市长。听说钱现在在台湾。 　　抗战快胜利时，蒋想打内战的苗头我是看出来的。抗战胜利后，我思想上很苦闷，帮蒋打内战，我是不愿意的，但又感到没有事情可做，倒不如回家为桑梓做点实在的事还好些。因此，抗战胜利后，我设法带着全家的人乘飞机到蔡家铺，回到东安原籍，仍旧办我的学校去了。 　　伪国大选举时，我是东安县选出的国大代表，但我始终没有打算去。当时，程颂云在武汉行营负责，他派邓介松来找我，说他要竞选副总统，邀我同到南京去。当时，余三愚也在座。我说：“我是不跟蒋介石搞的。”以后，邓回去又来信催我去。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国大正式开会(指按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恢复国共合作，共产党应有许多代表参加)，并且程颂云如果竞选总统，我一定来。当时南京的所谓选举“总统”、通过戡乱条例等情况，因为没有参加，其详细情况如何我并不清楚。这时，宪兵以及外边的一些人，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的风声较多，蒋介石对我的言论行动更加注意。当时，俞飞鹏托叶南帆带信给我，要我去上海、南京玩一玩。我一直拖到淮海战役危急时，才到上海、南京去。当时考虑到一方面蒋对我非常注意，另一方面也想设法多为人民解放事业尽一些力量，并想有机会去北平一趟，因当时傅宜生在北平。我还记得托刘多荃带了口信给傅宜生。到南京后，我住在宪兵司令张镇家里(张为湖南人，对我也较好，住在他家里保险些，麻烦也少些)。我在张家还做了些工作，与他说了些道理，并已说服了他。以后张到长沙时，我在东安，他未能见到我；这时张的决心有些动摇，便由广州去台湾，听说被蒋毒死在台湾。他在长沙曾按我们事先商量的计划留下了一团宪兵，以后共同参加了起义工作。此外，在粤汉路沿线，他都留了一些部队。 　　在南京时，我还到龙云家里去看过一次，并对他说：“老蒋已经自顾不暇，你还不设法赶快走哇?”龙说：“是的，我正准备走。”我说：“你在东北的旧部有没有联系?”龙说：“有一 些。”他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过几天就走。临走前，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好自为之。” 　　在南京时，我见过蒋介石，蒋有天晚上约我去吃晚饭。当时，有张群、何应钦、熊式辉等。我去得早一些，寒暄几句后，熊式辉就来了。熊说他最近考虑，现在的办法是最好想法到日本和麦克阿瑟谈一谈，因为现在的麦克阿瑟跟战时在欧洲的艾森豪威尔一样掌有大权，可以命令青岛美军的海军司令白吉姆将驻青岛的海军转移到长江一带，一直驻到汉口。他并说这个事体可要张公权(张嘉墩字)去日本做些工作，因张对这件事有办法找到线索。言下大有一切可以听命于麦克阿瑟的意思。我当时马上插一句话说：“那太不象话了。”蒋赶快提起另一件事来说，将话岔开了。不一会，张群、何应钦都来了。过了几天，我又坐飞机回到上海，在飞机上碰到翁文灏去职回上海。 　　1948年在上海时，看到李宗仁，在座的有甘介侯(甘是李宗仁的外交秘书)。寒暄了几句话后，甘介侯说：“老蒋是干不下去的了，一般人都属意德公(李宗仁号德邻)。我们对于美国的交往也很好，司徒雷登和我们是经常联系的，他也希望德公出来挽回颓势。北方名流如胡适之等，都是捧德公的场的。西南的人对德公也很好，如四川的刘航琛对我们很帮忙。”我说：“蒋搞起了内战，老百姓希望民主、和平，他的军队又被八路军打垮了，蒋垮台是一定的。继起的人非谋和是没有办法的。”李说：“能战才能和，和时才能对等。”我说：“老蒋的嫡系部队那么多，但是他违反了民意，就没有办法。我看只有一心一意地谋和，才是正道。”李说：“不见得。美国有海军在青岛，必要时还可以增强，并且可开一部分到长江以内来。”我说：“它不敢吧。”李急忙地说：“和是可以讲的，那就看他们的诚意如何。”我说：“只要我们诚意求和，是一定可以得到对方的同意的。”谈谈笑笑就罢了。 　　因为甘介侯讲起了刘航琛，我就同刘航琛谈了好几次。有一次，刘说：“老蒋是没有办法的，李宗仁找了我好几次，我也想跟他奔走奔走。”我说：“你是个最聪明的人，蒋既没有办法，难道李宗仁有办法吗?我看，国家的希望，只有靠共产党。你对八路军方面有联系吗?”他说：“有的。”我也就没有说下去了。最后，我又找刘谈了一次话。’我老实地问他：“你为什么要跟李宗仁搞?”刘说：“我想做特任官。”我说：“你真是官迷，这真是不值得，你还是找所认识的八路军的人多谈一谈。我最近要回我东安老家去了，再见。”以后，李宗仁代总统时，刘航琛做了经济部长。听说，李宗仁到美国去还由刘航琛设法从经济部提了约100万美元给李做流亡费。我还记得，南京解放后，他同李宗仁到了广西，写了一封信给我。大意说：“你能来广西吗?你如不能来，我想到湘桂路冷水滩和你会晤。”并要复他一个电报。我信、电都未复。 　　在上海我还见到章行严，他是主张谋和的。我们还谈子许多如何团结谋和的办法。以后，他是和谈的代表。 　　不久，淮海战役胜利，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这时，程颂云从长沙派唐伯球到东安找我，我乃去长沙与程颂云及陈明仁共同商量如何迎接解放以及起义的事。 　　

南京解放，李宗仁回到广西桂林。白崇禧由武汉来长沙。我当时见他还是坚决与人民为敌，我乃悄悄回到东安，着手联系道县、零陵等地的部队，准备截击白崇禧部队的后路。这时程颂云已由长沙到邵阳，并派人来找我。我因正筹备以上的事，未能去邵阳。不久解放军已达平江，1949年8月4日长沙即和平解放(这些事，距今相隔不到12年，许多人都知道详细情况，兹不赘述)。 　　当我回东安后不久，李宗仁写了一封信，派李品仙由桂林坐专车到冷水滩，并打电话给我说明来意。他并说，如果我有决心，就跟他一同坐专车到广西去。我要李品仙到离冷水滩 30里的地方我妹妹家里，和他见面。他说李宗仁要他来接我到广东去做考试院院长。我把在上海跟李宗仁、刘航琛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并对他说：“你混了一辈子到今天，局面你还看不清楚吗?”他说： “局面是严峻的，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所以德邻要我来请你去。”我说：“我跟你说老实话，我决不去，我也不好回信。德邻拿考试院考过程颂云，他现在又拿考试院来考我。他初回广西时，我要他不要到广州去，在广西还可以求和的，这话是由杨绩荪转告的，他没有接受。讲朋友之道，我也对得住人的。我并劝你赶快另想办法。”他说：“共产党能容我们吗?”我说：“我想是能容我们的。”因为他还要赶回冷水滩乘车回去，临别我对他说：“我最后跟你说几句，你不应该跟他们拖到泥坑里去，如果解放军南下到湖南广西的时候，你要能保住广西不糜烂，我总想方设法跟你和解放军接上头。”他带来的广西土产如桂林豆腐乳等等我都一体全收，带来的钱，我分文未受。他就告辞而去。 　　从那时起，我的行动也就格外谨慎、秘密起来。因为广西李、白的特务很多在东安一带。不久，白崇禧派了两个师(一二六军三O五师、三O六师)驻在东安境内，一二六军军部就驻在零陵。李、白对我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方面四处派兵来抓我，一方面硬逼我的老朋友顾伯叙说出我的行踪(顾和我同办耀祥书院和耀祥中学)，并将他家围起来，抄了他的家，把他关在零陵的监狱里，受尽虐待。但他无论怎样也没有说出一句话。东安将解放时，他被当作囚犯解到桂林。当时，龙炎武、莫御等还威胁我的亲戚、朋友、本家说：“如果你们不劝唐先生出来，恐怕将来广西粮子(东安土话，意即军队)要把知道他藏在那里和隐蔽他的人灭九族的呀。”以后听说龙逃到香港，莫御在广西被俘后，解到东安，县人民法院将他镇压了，宣布罪状许多条，其中有一条是他要来谋杀我的。同时，软硬兼施地逼迫我的老婆(霍福光)和孩子6个一起到桂林去住。她们后来告诉我，幸而解放军南下得很快，好象是解放军由湖南边境向桂林进军时，李品仙包了一架飞机送他家眷去香港，因为李是我的旧部，他的老婆又认识我的老婆，所以我的老婆孩子以及顾伯叙都搭他的飞机到了香港。广州解放不久，她们都全部回到湖南来了

唐生智之祖父史录另有一名曰：唐本有。跟从湖南巡抚骆秉章，亦从邻乡之人－－湘军席宝田部．邻乡之说，因东安前身谓之“应阳县”芦洪市为应水河之北称曰“北应乡”，伍家桥处应水之南谓其“南应乡”．两者乡衙门之间距离８华里，风俗人文皆同。
……同治六年，席宝田复受命专办贵州军务。同年十一月，命部将唐本有、荣维善攻破抱金，入抚松柏洞，在清江南岸合击起义军。同年二月，令部将荣维善连破董敖、公鹅两隘，攻克清江厅城。后又令荣维善与黄、邓军合击起义军于黄飘，被起义军设伏击败，黄、邓被击杀、荣维善及其所率之军，亦被全歼。席宝田为报复起义军，亲驰至巴治，与张秀眉决战，杀起义军数千人，烧其屯粮十万石。同治九年三月，席宝田分兵四路攻陷施洞。九月四日克岩门，进军叫乌。继而追击撤退至九股河之起义军。同治十年三月，席宝田率军攻下丹江，进军牛场。五月，追击起义军至雷公山，杀起义军三万余人，烧毁房屋，洗劫一空。同治十一年四月，席宝田令部将龚继昌、苏元春、唐本有、谢兰阶等，分三路合击起义军于乌雅坡，阵斩起义军首领九大白、岩大五；起义军首领张秀眉、金大五、杨大六等被俘。
唐本有：唐生智祖父。后与苏元春先后封任广西提督
荣维善：东安山口铺人士，黄飘战役26岁时战死。

孙兄怎么没见回复此帖！？

引用:

原帖由 谁人了知 于 2008-2-4 08:59 发表
孙兄怎么没见回复此帖！？

本想好好看下咱们唐生智的辉煌历史，无奈楼主的篇幅实在太长，看得人眼花缭乱。。。
应该好好排一下版。让大家看得不那么辛苦，回贴的人自然多啦，必竟这不是看小说 ，版面有限！
还是要说一句：LZ辛苦啦！

孙兄您好!
       今日可好?许久不见，今日在您回复某人的帖子时看到您的留言知您来了。
        最近不是远去他地发展鸿鹄之志去了吧！？
       仁兄的学识也高见，乃至处以当时当事人物的复杂的环境来分析事理，深让兄弟我钦佩不已！哪天拜求仁兄有新做大札发布，也让吾等浅薄之人长识学习啊！！！！！
       不过对于某人无知、狂妄的帖子，兄弟建议：不必再理会，若理只能让您身馅囫囵，越评论越让他得意，反而显得您跟他一样无知和幼稚！
       其实，他的发问和拟议点——南京撤退是不合理甚至是失败的，这件事大家是认可的。但他起的题目和后面胡乱七拼八凑的历史，确实让他自己都没法自己解释的清楚自己的定义题目。倒是他的狂妄语言在他人的反驳中，老是狡辩和转移话题，很让人大家愤怒。这就是芙蓉姐姐的招数啊！！！
     唐生智将军南京战败是有他的责任的，但综合观看是个爱国和了不起的将领，这是真实历史可以综合评议的。要说，我的祖父是亲身经历了南京保卫战的人，他当时是个连长，撤退突围出来后，仅仅剩下他和警卫员、伙夫三个人。仅仅凭这点来说，唐生智将军要为撤退的布署与计划失败而承担责任的。但这并不能抵消他是个爱国和了不起的将领的声誉。我是这么认为的。相信大家都这么认为。

谁不港家乡美呀！我们生活在东安灿烂的天空下”，若是你叫我港。还不如港。“我们生活在幸福中”：家乡果真那么美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而做杀手的倒是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明星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地痞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像警察 。。。。。。老天给了民众一双雪亮的眼睛。民众却用它来翻白眼，老天呀。你再给民众一根大棒。从头狠狠的往下打。让民众那双雪亮的眼睛翻个够！

[ 本帖最后由 蒋三铁 于 2008-5-1 16:52 编辑 ]

不太了解此人，所以就看，但是看到眼晕， ，还是没能坚持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