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1882年—1948年），安徽巢县（今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夏阁镇竹柯村）人。冯玉祥清末时加入淮军，曾参与滦州起义，后投北洋军，任营、团、旅、师长。1927年4月冯玉祥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相继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受蒋排挤离职，仍奔走于鄂、豫、湘、黔、川等省，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为形势所迫,于1946年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同时被强令退役。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当选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随即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自美国回国乘“胜利”轮途经黑海在向敖得萨港（属乌克兰） 行进途中，因轮船失火于9月1日与女儿冯晓达一起遇难。
冯玉祥戎马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级上将，所部从一个混成旅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十万人的庞大军队。在其5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以治军严、善练兵著称。注重爱国爱民精神教育；强调纪律是军队的命脉，致力整饬军纪,并身体力行,赏罚严明；关心爱护士兵，要求官长与士卒共甘苦，以带子弟的心肠去带兵。严格训练部队，尤重近战、夜战训练和恶劣气象条件下的艰苦耐劳锻炼。编著《军人精神书》、《 战阵一补》等书作为教材，并经常给士兵讲课示范。在作战指挥上强调知己知彼,速战速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借助夜暗和恶劣气候，运用侧后突袭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人称“布衣将军”。 因笃信基督教，亦称“基督将军”。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1898年投淮军。1932年回到北平（今北京）。吴曾通电声讨溥仪充当伪满傀儡，拒绝日伪拉他下水,抗拒日本爱国，保持了良好的民族气节。一生不入租界，没有存款。1939年12月4日，暴卒于北平。第一个亮相《时代》杂志封面的首个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后，并没有选择深山作归宿之地，而是定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主要靠“世侄”张学良给“补助费”维生，还写了一副对联：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
虽然没有“灌园”、“归田”，但对联总体是真实的。此人虽然浑身血腥，但尚知道坚持民族立场。1919年“五四”运动时曾表态反对签订有损于中国利益的巴黎和约；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1938年6月，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请他出来当官，也不答应。可是他却接受伪京津卫戍司令齐燮元的聘请，当有名无实的“特高顾问”，每月领“车马费”数千元。齐燮元原是他的部下，他接受这一照顾，可说是由于“袍泽之谊”，但也不能不这样，因为当时张学良已成了囚徒，不能再给予“补助”了。 他的态度自然不会让日本侵略者高兴。次年12月4日，他因吃羊肉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齿，日本特务芳太郎介绍一个日本医生为他治疗，却得了败血症，离奇地结束了一生。
曹锟（1862年12月12日出生于河北大沽口，1938年5月17日逝世于天津），字仲珊。幼年家贫，稍长贩布为业，1885年进入天津武备学堂投兵，参加过甲午战争，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占领天津曾企图说服曹出面组织政府，但遭到曹的拒绝。国民政府在1938年６月追赠曹锟一级上将，以彰其民族气节。1927年2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即将抵达河南时，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多次请曹锟出任伪组织头目，但曹锟始终予以拒绝，保持了民族气节。1938年5月曹锟病死于天津，终年76岁。６月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徐世昌(1855年-1939年)，字卜五，号菊人，又号涛斋。河南出生，直隶（今河北）天津人。1879年徐与袁世凯结为盟兄弟，得袁资助北上应试。先中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获胜，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指徐世昌总统为非法，迫其去职，自此徐世昌退出政界，居住天津租界。晚年日本人尝试邀徐出任华北政府职务，徐世昌拒绝参加日军组建的华北傀儡政府，保持了民族气节。 “七七”事变发生后，有一天，故友曹汝霖来访。在谈及时局问题时，曹汝霖却说：“南京政府英美派当权，压制日本在华势力，使日本在
中国的权利受到损失，日本被迫无奈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指徐世昌）此时如能出山，与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听了这番话，徐世昌明白曹汝霖是在为日本侵略者当说客，劝自己当汉奸，出面维持日本统治中国的局面。他不禁怒火中烧，断然拒绝道：“老朽年过八十，体弱多病，早就不过问政事，对此没有兴趣，你们另请高明吧。''曹汝霖碰了个硬钉子，告辞离去。徐世昌当即吩咐门房：“以后曹汝霖如果再来，就说我不在家。”从此以后，徐世昌称病，闭门谢客。
于是，日本人又从徐世昌的内侄徐一达身上找突破口，但为徐一达所拒绝。 然而，“有耐性的”日本侵略者仍然坚持拖徐世昌下水。１９３８年初，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长和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大佐，分别约请徐世昌见面，但徐氏却托病不出。无奈之中，日本人又派徐世昌的门生金梁等人前往游说。金梁是宗社党主要成员，在伪满洲国任职。他抬出末代皇帝溥仪来压徐世昌就范，说：“承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大佐的委派，来拜见老师，请老师先出任华北领袖。一俟部署就绪，再请宣统皇帝到
北京正位、老师千万别失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徐世昌曾经是清朝重臣，一向对宣统帝很尊重。在宣统帝逊位后，他对清室经费、待遇等一直悉心照料。所以他在清朝遗老中素有“眷念故主”之名。但是，此刻，徐世昌却严正地拒绝：“我年岁已高，精力不济，决不再有出山之想！”
金梁加重了语气劝说道：“我们来这里不是为别的，而是为了老师的晚节。人人都有个晚节，还望老师明白这一点。”徐世昌气愤已极，双唇颤抖，厉声说道：“你们知道什么是晚节？贪于个人一时利益，出卖国家民族，违背天理良心，这算是晚节吗？你们太浑！”说罢，拂袖上楼。
１９３９年春，徐世昌病逝。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比年息影津门，优游道素。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有识同钦……”
段祺瑞(1865年3月6日—1936年11月2日）字芝泉，安徽合肥人，1865年3月6日出生于六安，数年后迁至合肥。1881年，段祺瑞怀只身前往山东威海投军。1885年，段祺瑞考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炮兵科。两年后，被派往旅顺督建炮台。1888年，段祺瑞到德国柏林学习一年半年军事，后独自留在埃森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半年。回国后到威海任随营教官5年。1896年31岁，被调往天津小站，任新建陆军炮队统带、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还任过江北提督、湖广总督等职。他与冯国璋、王士珍被称为“北洋三杰”。当69岁的段祺瑞应蒋中正的邀请来到上海时，少将级别的军官集体过江迎接。1933年保持晚节，坚决不做日本汉奸傀儡。段祺瑞自己没有房产，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 “六不总理”。他一生酷爱围棋，资助过中国大批的围棋手，包括吴清源、汪云峰和顾水如等，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因致电逼迫清帝退位、讨伐张勋复辟和抵制袁世凯称帝这三件事，有“三造共和”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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